从盛唐到晚唐，无数文人墨客在两百年间乐盈配资，通过诗歌不断追忆同一个时代。
大半辈子无时不愁的杜甫，在《复愁十二首》中写过：“贞观铜牙弩，开元锦兽张。花门小前好，此物弃沙场。”眼看着唐朝从开元盛世的巅峰滑落，在长期的战争中国势日衰，杜甫不禁慨叹大唐雄师当年征战四方的过往。
元和年间（806年 - 820年），白居易观赏唐初流传下的《秦王破阵乐》后，结合韵律创作了叙事长诗《七德舞》。诗人从“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写到“尔来一百九十载，天下至今歌舞之”，回顾了贞观年间的德政、功臣与战将，遗憾的是，诗人所处的时代，世道早已变坏。
多年后，杜牧路过长安朱雀街东的魏徵故宅，想起这位敢于直谏的“诤臣”，在与另一位名臣封德彝辩论时，为唐太宗指明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晚唐却无如此贤臣可为帝国力挽狂澜。杜牧感时愤世，作诗曰：“蟪蛄宁与雪霜期，贤哲难教俗士知。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
盛唐、中唐与晚唐的诗人，怀念的是大唐王朝风华正茂的青春往事。那个让他们魂牵梦绕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甚至到五代时，那仍是文人笔下重要的创作题材，史书写道：“贞观之风，到今歌咏”。
▲唐太宗李世民画像。图源：网络
1
无论唐代诗人心中的贞观之治多么美好，都无法否认这段大唐的似水年华，开启于一场残酷的宫廷政变。
武德九年（626年），29岁的秦王李世民在与太子集团的明争暗斗中，杀死了亲兄弟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之后逼迫其父唐高祖李渊退位，登上了原本与自己无缘的皇位。
玄武门之变的刀光剑影，为贞观之治拉开了序幕，也被掩盖在盛世的光辉下。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在玄武门大宴群臣，大臣杜正伦在宴会后写了《玄武门侍宴》一诗，帝国的曙光恰似宫廷中的盛宴，正冉冉升起：
大君端扆暇，睿赏狎林泉。
开轩临禁籞[yù]，藉野列芳筵。
参差歌管飏，容裔羽旗悬。
玉池流若醴，云阁聚非烟。
湛露唏尧日，熏风入舜弦……
然而，李世民杀了兄弟，软禁了父亲，朝野上下不同派系早已炸开了锅，尤其是各地的反对者，正准备掀起一场大动乱。
镇守成都的益州行台仆射窦轨是李世民的死党，而他的手下韦云起是李建成一党。窦轨就把一群下属找来开会，说是朝廷的诏书到了。韦云起眉头一皱，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问窦轨诏书在哪儿？
窦轨没等他反应过来，当即指责韦云起图谋造反，还没等对方申辩，就把韦云起及其亲信全部抓捕，下令处死。窦轨还在成都继续杀害许多李建成一党的人，甚至连平时与自己闹矛盾的无辜官员也不放过。
北边的幽州也有人借两党相争闹事。
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是李建成的老铁，他的部下王君廓得知李建成已经身败名裂，打算出卖领导立功。玄武门之变后，王君廓先是教唆李瑗起事为太子复仇，之后自己却趁乱以平叛为名发动兵变，煽动幽州将士将只剩下几百名亲兵的李瑗团团包围，把他勒死后传首长安，自己当上了幽州都督。
李世民这才知道，当务之急是缓解派系之争，否则又将天下大乱。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大功的尉迟敬德就劝过李世民：“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
于是，李世民下诏大赦天下，并派遣大臣出使各地，安定人心，原太子集团的许多成员得到赦免。李世民用他的大度化敌为友，也因此得到了开启贞观之治最重要的助手之一——魏徵。
魏徵原本是东宫属官，多次为太子李建成出谋划策。玄武门之变几日后，李世民就急着召见这个危险分子，向他质问：“你为何离间我们兄弟？”
魏徵从容不迫地答道，如果太子早些听我的话，也不会有如此下场。
一个“罪臣”竟如此出言不逊，正当在场所有人以为魏徵必死无疑时，李世民却不再恼怒，而是对他以礼相待，并决定重用这个仇敌。李世民欣赏魏徵的才干，而魏徵因在贞观年间敢言直谏，才得以青史留名。他们一笑泯恩仇，此后合作无间，成为贞观之治最具代表性的注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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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写过一首《赋西汉》，有学者认为这是写给唐太宗的：
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
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
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
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
“以汉代唐”是唐诗中的经典艺术手法，魏徵这首诗表面上写汉高祖，实际上是劝谏唐太宗向刘邦等汉代明君学习，选贤任能，治理天下。魏徵认为，汉高祖有灭秦、楚之武功，却是靠儒生叔孙通为他制定朝廷礼仪，才开汉朝文治之基业。如果没有叔孙通，西汉开国功臣进宫议事，不是聚众饮酒争功，就是拔剑击柱、狂呼乱叫，把朝廷整得跟夜店似的。
唐太宗大半生戎马倥偬，年纪轻轻就闯过刀山火海，但他明白，马上打天下那一套在即位后就不管用了，只有学会治国安邦之道，才能治理好天下。即位两个月后，李世民就与封德彝、魏徵两位大臣，对政治路线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讨论。
封德彝是隋朝旧臣，投奔唐朝后得到重用，升任为宰相，他是“霸道”路线的忠实拥护者。封德彝认为，上古之后世风日下，秦用严刑峻法，汉以霸王道杂用之，不是无法治理好天下，而是根本做不到，也就魏徵这样的书呆子才会相信圣人以仁政治理天下那一套。封德彝主张对百姓实行高压统治，即用“霸道”治理天下。
魏徵坚决反对封德彝的观点，他认为“易代不治”，也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策，大乱之后常有大治，百姓久经战乱，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就像饥饿的人不会挑食一样，只要施以仁政，就能国泰民安，况且圣人治理天下，上下同心，三、五年就足够了。魏徵的思想是施行仁政，安抚民心，与封德彝路线的区别，在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上。
在这场关于贞观政治路线的辩论中，以关陇贵族为代表的高官权贵大多不同意魏徵的观点，他们崇尚强权，甚至认为，国家衰亡，责任不在国家，而是老百姓的问题，仁政教化不可能解决问题，只有以法家高压统治为主，儒家作为点缀，才能治理好国家。
李世民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他不顾亲贵的反对，果断选择了少数派的一边。贞观初年的他与魏徵不谋而合，倾向于王道路线。
过了两年乐盈配资，唐太宗问大臣王珪：“近代君臣理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古人大多带有几分复古思想，认为上古三代就是完美无瑕的时代，就像每个直男都有自己的童年女神一样。
王珪也是一个复古派，他对唐太宗说：“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
大唐初兴，为了避免落入之前几个朝代灭亡的陷阱，李世民吸取隋亡的教训，采取种种以人为本的仁政。这就是白居易在《七德舞》一诗中所写的：“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不独善战善乘时，以心感人人心归。”
李世民在位时推行均田，轻徭薄赋，直至“米斗三钱”，自隋末以来流离失所的百姓，解决了温饱的难题，经济开始复苏；他释放隋朝以来困在深宫中的宫女数千人，赎回被各少数民族掳掠的百万人口，只为奖励婚嫁，增加因战乱而丧失的人口；贞观十一年，河南发生严重的水患，他下诏拆除部分宫殿苑囿，只为给遭遇水灾的百姓修缮房屋。
有一个故事，成为唐太宗克己恤民的经典表演，后来还被转移到了其他帝王身上。
贞观二年（628年），京畿一带发生严重的旱灾和蝗灾，李世民到禁苑视察看见很多蝗虫，拾起几只就要往嘴里塞，口中咒骂道：“人们以谷为命，粮食却被你们吃了，这是有害于百姓。就算百姓有过，过错也在我一人，你们只需食我心，不要加害百姓。”左右急忙阻止，说吞蝗是会生病的。
李世民却说，朕就是希望吞蝗移灾，自己身体染病没什么好回避的，接着就将蝗虫吞了下去。
唐太宗重视民本思想，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在与魏徵讨论时说了一句话：“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李世民这番话可不得了，相当于否认了汉代儒家君权神授的思想，认为君主无道就是不合法的，百姓可以将其推翻。这句话，比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早了整整一千年。
一旁的魏徵听到领导发言，马上点了个赞：“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贞观政要》）
当初反对魏徵的封德彝在贞观元年就病逝了，他未能亲眼李世民执掌权柄后开创的治世。这才有了杜牧那一句“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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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并没有因一时的仁德，而忘记威震四夷的雄心，他对内施行仁政，对外则采用积极开放、锐意进取的政策。
贞观年间，突厥常年侵扰唐朝边陲。李世民即位之初，东突厥的颉利可汗亲率大军一路打到了渭水边。面对内忧外患，李世民不得不走出长安城，亲临渭水和颉利可汗谈判，两军避免了一场军事冲突。但是，颉利可汗也没得意太久，四年后，李世民就派大将李靖、李勣出兵，把东突厥给灭了。
随着东突厥、吐谷浑、高昌国等被平定，环伺中原的各少数民族逐渐臣服于李世民，并为他奉上了独一无二的尊号——“天可汗”。日本、新罗（朝鲜半岛东南部）、林邑（今越南中部）也纷纷派出遣唐使，漂洋过海朝见大唐天子，只求抱一抱大腿。
正当唐军高奏凯歌，志得意满的李世民回到了武功（在今陕西省咸阳市）的故居。他喜不自胜，大摆筵席，饮酒赋诗，如同汉高祖当年高唱《大风歌》，创作了极具帝王气象的诗歌《幸武功庆善宫》：
寿丘惟旧迹，酆邑乃前基。
粤予承累圣，悬弧亦在兹。
弱龄逢运改，提剑郁匡时。
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
梯山咸入款，驾海亦来思。
单于陪武帐，日逐卫文枇。
端扆[yǐ]朝四岳，无为任百司。
霜节明秋景，轻冰结水湄。
芸黄遍原隰，禾颖积京畿。
共乐还乡宴，欢比大风诗。
这位放开眼界的“天可汗”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据《唐六典》记载，唐王朝曾与300多个国家与地区互相来往。位于丝绸之路最西端的东罗马帝国，也在贞观十七年（643年）从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派遣使者，将赤玻璃等西方特产运送到了长安。历史的印迹告诉我们，这两座繁华的千年帝都曾在大唐的青涩年华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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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并非李世民一人之功，而是贞观创业团队的共同成就。李世民既能唯才是用，也能虚心纳谏，他在朝廷组成了一个让唐朝诗人“酸”了N年的最强阵容。
杜甫就在《行次昭陵》中描写贞观之治中的这支精英团队：
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
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
贞观智囊团中最著名的CP当属宰相、杜如晦，他们一个善于谋划，一个擅长决断，被称为“房谋杜断”。他们从秦王府辅佐李世民登上帝位，到后来又助李世民日理万机，执掌朝政，共同筹划了贞观初年的军国大事。唐太宗曾回忆，每次议论政事，他要是拿不定主意，就等杜如晦一来帮他做决定，最终都是用房玄龄之策。
房玄龄几乎陪伴李世民度过了整个贞观时代，他病危时，李世民特令人将宫苑的墙凿开一门，方便派遣使者慰问房玄龄的病情。
杜如晦不幸英年早逝，死于贞观四年（630年）。杜如晦去世后，李世民每次看到了什么好东西就会想到他，一定要派人分一些赐给杜如晦的家人。久而久之，每次谈到杜如晦，李世民就痛哭流涕，对一个已故大臣恩遇至此。
房谋杜断是唐朝良相中的黄金搭档，而李世民本人最著名的搭档应该是魏徵。魏徵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身上最有名的标签就是骂皇帝。他一生诤谏“数十余万言”，常将个人性命抛之脑后，敢于犯颜直谏，怼到李世民怀疑人生。
人都有喜怒哀乐，李世民从战场上一路走来，有时脾气也很暴躁。有一次，李世民被魏徵顶撞得实在受不了，回宫后怒不可遏，对长孙皇后说：“我一定要杀了那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就问，说的是谁啊？李世民道，还不是魏徵这家伙，他总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羞辱我！
长孙皇后以贤徳著称，听到丈夫要杀忠臣，突然沉默不语，回去换上正式服饰，肃立于庭中向他行礼，笑道：“妾闻主明臣直。如今魏徵如此耿直，自然是因为陛下是明君，我岂能不向陛下贺喜。”李世民当场气就消了，老婆的话与魏徵的话，都得听啊。
唐太宗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位诤臣，他说过：“贞观以后，尽心于我，献纳忠党，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唯魏征而已。”
魏徵的正直与自律，代表的是贞观之治的时代精神，而这样的精神，在当时的朝中大臣中屡见不鲜。
中书令岑文本，都做到中书省长官的位置了，自己住的房子还是狭窄潮湿。直到贞观十九年从征辽东去世，他都没有利用职权经营自己的产业，保持着清贫生活，平生唯一牵挂的是家中的老母。
户部尚书戴胄也是如此，他一手掌握着户部这一肥差与国家经济命脉，却穷到没钱买房，去世的时候家中连祭祀的场所都没有，遗体无处安置，皇帝亲自下令给他修了座庙。
杜甫在另一首诗《夏日叹》抚今思昔，叹息道：“眇然贞观初，难与数子偕。”诗中的是“数子”，指的正是贞观名臣。当杜甫颠沛流离、忧国忧民时，朝中早已经没有像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一样的贤臣。
唐代诗人追忆贞观之治，也是在怀念，那个容得下贞观贤臣的时代。
杜甫的忧思，甚至整个大唐诗歌的批判现实主义都有一部分继承自贞观之治的风气。唐太宗从谏如流，自称常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渴望正直的人进谏，让他了解外面的世界，使百姓无怨无恨。
贞观之治开唐朝言论自由之风气，也开启了唐诗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政治思想。正如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的评价：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今之诗人不敢尔。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唐诗敢于批判当下，直面现实。到了后来大兴文字狱的朝代，言论自由的风气早已荡然无存，挺直腰杆的文人自然也就成了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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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后期唐太宗的悄然转变，成为这个治世不容忽视的的另一面。
在太平盛世的景象与万国来朝的欢呼中，晚年的唐太宗变得志骄意满，有一次还当着群臣的面自夸道：“朕之功业大小，竹帛岂能尽载。”骄傲的李世民开始不愿接受劝谏，大臣们也就不敢再直言进谏。
只有魏徵发现了这一变化，他上疏跟李世民表达意见：“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唯微厉。”魏徵这是对李世民说，陛下啊，您现在越来越不爱听臣等的谏言了，还经常发脾气，这样不行啊。
更狠的话还在后面。魏徵说：“安危之理，皎然在日。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身而尚未之寤也。”李世民一直是以表叔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现在魏徵却讽刺他堵塞言路，不知悔改，像极了隋炀帝。
唐太宗完全听不进去，他老了，开始迷恋上骄奢淫逸的生活。
贞观初年，李世民是爱民如子的帝王，到了后期，他大兴土木，驱使兵丁，甚至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洛阳、骊山、宜春、汝州，一座座宫殿相继拔地而起，只为了满足李世民的虚荣心。随着建筑的规模不断扩大，有的百姓甚至砍掉自己的肢体，试图逃避繁重的徭役，为此李世民特意下诏：“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
李世民去世的原因可能也与他晚年荒诞的生活有关。随着身体日渐衰老，他更加恐惧死亡，寄希望于方士的所谓长生之术，开始在宫中炼制丹药。这些丹药不仅没让他的身体好转，反而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一代名相房玄龄辅佐李世民二十多年，到了贞观后期，也不得不看李世民的脸色办事，以此在宦海沉浮中独善其身。当时，房玄龄奉命监修国史。李世民明知帝王不可观看当朝起居注，这是历朝历代的优良传统，可他偏要看，一提出要求，就有官员极力反对。
谏议大夫朱子奢上疏阻止，说：“以此开后世史官之祸，可惧也。史官全身畏死，则悠悠千载，尚有闻乎？”朱子奢痛批，陛下这种做法要是让后世学了，史官为了避祸都给当朝帝王饰非护短，那还有什么信史可言？
房玄龄却不敢得罪此时的唐太宗，他放弃原则，将“起居注”册为“实录”呈给唐太宗，以此掩人耳目，也开了恶例。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徵未能看到唐太宗自我反省，善始善终，就永远离开了他。出殡之日，李世民登上高楼，目送这位功臣的灵车远去，写了一首诗，哀叹：
望望情何极，浪浪泪空泫。
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
李世民遭受了巨大打击，他回忆起魏徵怅然若失，说出了那段经典的名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卒逝，遂亡一镜矣！”
在魏徵去世6年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李世民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晚年的李世民失去了这面镜子，身陷儿子们的储位之争、辽东的远征，以及对功臣的猜忌，贞观之治给人的好印象到了后期已大打折扣。
魏徵是李世民的镜子，而贞观之治也像是历史的镜子，照出了君明臣贤的政治风气，照出了大唐盛世的赫赫功业，也照出了“人治”的惰性与腐朽。
参考文献：
[唐]吴兢：《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9年
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中华书局，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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